（三）2002-2012年，深化阶段，新农村建设
进入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以来，农村的发展面临着国际的竞争和压力，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竞争。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自此，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与真实写照。
面对“三农”问题，早在2002年，有学者就呼吁：“减免农税，休养生息”。认为“农税最好一概免掉”，同时还要给予“农业补贴”，并举例美国、欧盟每年都给与农民大量补贴，而且是人头直补。认为“农民没有迁移权，要尽快改”，“要想农民富起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把更多农民变成市民，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借以缓解人地紧张关系”。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农民”。“要振兴农村教育”，“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农业生产率无望”。要“保护农民利益。农民增收困难，实质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民负担还很重，“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国民待遇”。“现在农民还是二等公民，缺少应有的公民权利。农民有没有代言人，不能反映他们的呼声和疾苦。”早在1985年，就建议中央，建议成立农会。确立农民的谈判地位，由农民自己保护自身权益、自治自律、参与国事。[6](p294-29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着手调整农村政策。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他说，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略。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更多的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要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免征农业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一个以工补农的新时代。它在为农民减轻经济负担、为干部坚强工作负担的同时，大大地缓解了干群矛盾，减少了群体性冲突，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使一些多年荒芜的农田重新种上了庄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系数。但是免征农业税也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三农”问题并没有因为免征农业税而得到有效的解决。[7](p65)
2006年中央一号文提出要“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十六届六中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指出，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到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我们爱护国家，首先要爱护老百姓，特别要爱护农民”，[6]而推动实现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则是重中之重。
（四）2012年以来，提升阶段，农村治理现代化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十八大指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8]十八届三中则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其中自然包含了农村治理现代化。为此就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5年中央一号文明确指出“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继续搞好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健全村民对村务实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确保监督务实管用。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构建农村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10]十八届四中则进一步提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就是法治化，农村治理现代化必然需要走法治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