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加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促进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要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公平性、包容性，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尽快消除同城居民在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实际差别；要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着力改善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让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要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造相互包容、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城市社会环境。
要把城市文化品格再塑作为城镇化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是历史的、人文的、科学的文化在城市的凝聚，是支撑文明、复杂、高效的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包括历史遗迹、建筑风貌、民风民俗、社会道德伦理和公民理性精神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曾深刻指出，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与文化，保存了社会遗产，在人类文化传播中是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
然而，令我们扼腕痛惜、唏嘘不已的是，近些年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城市文化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建设性破坏”。我们痛心地看到，在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古建筑湮灭在钢筋水泥“森林”之间，消失于GDP高速增长数据之中，“拆旧城、建新城”、“拆真文物、建假古董”现象随处可见。例如，北京的胡同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250条减少到2005年的1320条。在乡村，一座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同时，记载着华夏文明历史变迁的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10年消失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近300个自然村落。在大拆大建之后，除了所谓“政绩”和GDP之外，我们得到的只是千城一面、甚至低俗怪异的城市风貌，是历史遗产的破坏和地域文化风格的丧失，是文化的断层和历史的割裂，或者说是严重的“城市文化病”。而这种“城市文化病”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的缺失。
“城市文化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和财税关系不合理，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缺陷。在现行制度下，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决策者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求大求快，热衷于推动GDP增长，热衷于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拆旧建新。二是对城市的本质和城镇化规律认识的不足。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过多地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社会功能，没有把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文明、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没有把城市作为人们实现精神追求、安放灵魂的田舍家园。
实现城市文化品格再塑，关键在于围绕人的精神需求推进城镇化。一要重视人文元素、强化城市的文化功能，把城市建设成为传承文明、承载历史、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二要丰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精神内涵，以中国追求自然、和谐的建筑文化为本底，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建筑思想和方式方法，探索中国城市文化的新范式，使城市建设传统而不低俗、现代而不怪异。三要切实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迹保护，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唤醒沉睡的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的精神元素。
要把城市管理方式转型作为城镇化转型的基本支撑
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有着和许多发达国家、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环境，其城市管理也面临着与之不同的问题，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但更需要依据国情、国力和发展阶段，不断探索、总结、发展。
我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全球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镇发展，但也带来了西方某些不合国情的文化观和消费观，其在城镇化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城镇建设求洋求怪，“白宫”、“北欧小镇”、“曼哈顿”、“威尼斯”等洋地名、洋楼名遍地皆是，不仅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就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似乎不知“此地为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