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二大问题是城市空间拓展方式转型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201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56万平方公里，2002-2012年年均增加19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5.8%，比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快2.2个百分点。解决城市空间粗放扩张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使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确立城市规划法律地位，强化其权威性、严肃性，切实转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两张皮”、一任领导一种发展规划、大拆大建大手笔的状况。同时，要适当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加大旧城低层、低密度建筑改造力度，遏制工业建设用地普遍大手大脚浪费现象；对城市建成区内闲置、空闲土地，应由地方政府及时收回，用于储备或安排其他使用。
要把转变城市社会发展方式作为城镇化转型的关键着力点
城市社会发展问题是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美、德、法、英等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城市病中的顽疾，久治不愈，现在看来，治理“贫民窟”似乎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不少突出的社会问题。从物质条件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校园枪击案的接连发生却清楚地折射出美国社会安全的脆弱性。新加坡是闻名全球的社会治理模范城市，在过去的40多年中，从未曾出现过社会骚乱。但就在2013年的12月8日，新加坡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如果说如何建立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发展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的历史难题，这并不为过。
建立得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既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良好的社会发展方式，城市社会就难以稳定，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正处于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大跨度人口流动,使得城市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在社会发展方面给城市增加了巨大压力。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会打破城市就业机会、城市治理、城市住宅条件等原有的平衡状态，加剧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供求关系和质量的矛盾，还由于城市新老居民间在生活水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社会显性的或隐性的冲突常常难以避免。
二是与城镇化相伴随的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我国今后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治理产能过剩、去产能化，在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会造成较多的工人下岗，而第三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也还有一个过程，这些无疑都会增大城市社会的就业压力。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有可能将这种压力转化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是城镇化过程中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同时，也会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共识趋于减弱、社会凝聚力下降。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二元分割，教育、医疗和居住成本高居不下，以及政府收入调节力度不足等，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外来移民中的弱势群体内心往往会滋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排斥情况增加，凝聚力、相融性减弱。
四是旧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影响力减弱，新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及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我国已处在高度开放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公民的知情权、维权意识、公平正义诉求等，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涵上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社会管理的“去组织化”趋势明显，社会治理与过去的社会组织化管理面临截然不同的局面。社会的急剧变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套新的有效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