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政府具有行政部门分工细致的特点，所以部门林立，职能交叉，使得政策性建议在行政部门之间的协商与协调，往往演变成一项费人、费时、费力的复杂工程。因而在我国公共决策的实践中，一般来说决策产生于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而中央政府在与各级地方政府对政策项目的谈判中主要通过不断争论、妥协，在各方利益与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性之后，制定出相应的公共决策。如果政府的行政部门之间协商与协调较好，那么公共决策的工作就基本上完成了一大半，可见中央政府部门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完全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政府结构、政治文化、公共行政运作的惯性、公共信息的发展程度等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还难以有较大的改变。
一般来说，我国地方政府缺乏制定公共决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即使有时候提供公共决策，质量也比较差。这里面既包括体制在内的政治因素，也有地方官员对于公共决策的理论学习和知识掌握不足的因素，另外地方政府财政经费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也是导致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和挫折的因素之一。总体上来说，我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运用的这种机构决策模式比较传统，决策程序往往不规范。尤其是对决策问题的界定准确性较差，使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诉求和参与缺乏畅通的渠道，其根本原因就是大部分决策的选择都是通过决策系统的内部提出的。这种缺乏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决策模式，造成我国决策在选择阶段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那些完全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制定也都能够进入到决策过程。
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对我国政府决策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这种权力模式和分割式的权威主义决策模式，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是理性决策模式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决策模式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决策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监督体系，因而导致决策失误频发成为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重新认识和不断反思，党和政府对科学决策高度重视，决心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以及不断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提上议事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全国普遍提高领导干部的决策科学性，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决策程序，不断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结束公共决策过去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历史，结束其非理性的蒙昧状态，逐渐走上一条科学决策与民主监督的发展道路，以有效保证国家社会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发生过很多问责事件，像 SARS中的责任事件、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件、湖南“嘉禾违法拆迁”事件、江苏“铁本”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沪倒楼事件等。虽然从时间上看，建立与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在我国起步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发展速度却非常迅猛，现在基本上已经遍及各个区域、各个层级的行政机关。但是，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的建设，既取得了进步，也存在着问题，因此，各级政府不但要制定科学的决策程序，而且还要建立与完善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要在公共决策的实践中，用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让决策者明白，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社会管理中坚持责权一体的原则，让那些随意决策、不按程序决策、不执行合法决策的“拍脑袋”决策者们得到应有的处罚，让其为自己的重大决策失误“买单”。
在我国建立与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不只是基于决策本身在科学化与民主化上的意义，更多地还是出于政府亟待需要迅速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行政决策能力的现实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必然要触发深层次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所以要为如此广度和深度的社会变革提供保障，提供充满睿智的洞见和理论创新，培养卓越的领导才能，大规模地提高全社会管理的综合水平，实现科学与民主决策。在此基础上，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了党和政府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完全契合了在当今中国社会非常流行的治国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寻求他山之石。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管理机构在制定重大决策过程中，要想尽量减少决策失误率，提高行政有效性，就必须不断完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主要做法为：充分认识建立科学决策机制的重要性，自觉遵守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的客观规律，彻底改变仅由少数政治家、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沙发式决策模式”，通过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考虑公众感受，加强与公众的联系，让广大公众参与重大社会决策，建立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基本范式。在当代社会，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充分赋予了广大公众管理国家一切公共事务的权利，以保障广大公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加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建设，完全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建立追究重大决策失误的监督机制，从而使得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决策者持一种谨慎的工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