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原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人民依托“自然社区”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社区人民依照天理人情和道义，自己解决彼此矛盾，自己调节利益，自己搞卫生清理“龙须沟”，自己集资办基础教育，扶危救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
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法，支持政府办大事。
政府支持并尊重自然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当人民退化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政府也必然腐败软弱。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社会规律。
所以，人民认同政府的根基是自然社区认同，人民热爱祖国的根基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自然社区。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新中国就坚不可摧。
“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
“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政府在报纸新闻上天天说自己在管亿万家庭的小事，而事实上根本管不了，就更增加了民众的不信任。当今的决策者急需认识到科层体系的能力限度。为什么政府管不了？
首先，这些“小事”中的每一件都跨法规、跨部门。政府要是能管，就不叫科层系统了。科层系统分门别类，依法办事。而社区内形形色色和千奇百怪的小事每件都跨法规、跨部门。哪个公务员去管，责任和风险自负。若相关的公务员头脑清楚，就必定“踢皮球”。这是执法机构依法治国的理性本能。而且，公正处理小事靠的是“天理人情”而非“法治”。触犯国法的事是大事。小事都发生在没有法律和法律模糊的地带，无从执法。何况，到处发生轻微违法的小事就只能法不责众，以免激起民变。
其次，全世界没有任何政府能付得起管“小事”的高昂成本。若北京城拿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官员都去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内政国防外交的大事就办不成了。科层系统本质上是办大事的机构，升迁就意味着不再管小事，专管小事的官员几乎没有升迁希望。而今政府雇佣了大量“城管”和“协警”去管人民的小事。连满地满墙乱贴小广告的“游击队”都制止不住，管理成本却直线上升。而且，他们同工不同酬，没有升迁希望，还要背负所有的“违法”指责，早晚会成为“维权”力量，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没有了。自然村变成了管着万人以上的行政村，居委会更成为科层体系的一部分。从此，“乡绅”成了科层体系的下属，拿政府工钱，为科层体系办大事。
没有了自己的社区扁平组织，没有了自己的“乡绅”，人民丧失了公共生活，就变成了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社区里发生各种污泥浊水的事而没人管，人们就对正义逐渐丧失了信心。日常生活里缺乏公正，中华民族的公共伦理道德就丧失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经是扁平组织，所以极为亲民，专为百姓办小事。干部战士要保证“缸满院净”，还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是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来源。但搞革命任务简单，执政搞建设任务复杂。时代不同了，因为要办经济建设的大事，扁平的党政机构不断增加科室和层级，就变质为科层体系。高官可以“亲民”随便去百姓家探望，但百姓不可以“亲官”随便去高官家探望。在科层体系内升迁得越高，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就越远，离小事就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