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财政投入比例和政绩考核力度是关键
据贡森分析，我国社会政策体系不完善，社会体制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原因：一是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没有体现更加重视公平的基本原则。二是财政投入不足。三是现行财税体制对社会建设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四是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民生指标比重偏低。
“多数民生指标缺乏明确的量化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硬性约束，导致民生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落实难、考核难、问责难、兑现难。”贡森对本报记者说。
王列军认为，“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所区别，有些不能过度市场化。”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改革的最终方向是让百姓满意，增加社会和谐度，让人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竹立家建议，下一步要依法推进改革，对教育经费的支出要统一纳入国家公共财政预算，应以中央支出为主，不要让县级占大头，中央占小头，中央与省一级要多承担一些责任。
关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比例，王列军也表示赞同。他说，在筹资方面，中央对教育、医疗承担的责任还不是很大，70％—80％由省级及以下的政府承担，地方负担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王列军告诉记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优势就是推动能力较强。比如，养老、医疗保险在10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但是，在制度建设、管理等方面能力偏弱。另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的公平性较差。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我们以人群来划分，把社保、医疗分不同人群进行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规部门保障较好，弱势群体保障较差。
在王列军看来，分人群并非绝对不好，关键是待遇标准要统一。德国和日本社会保障也是分职业组织的，但其待遇标准是基本一致的。而我国在待遇标准方面差别较大，公务员等人群保障水平较高，与国外差别不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还比较低。
因此，他建议，今后一个时期，要以“稳步扩大支出，尽快覆盖全民，着力均等机会，努力缩小差距，切实提高效率”为基本政策方向，坚持“公平优先，普惠均等；保基本，可持续；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原则，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