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来领导人民摆脱困境
强人有如家长，强人政治的本质是家长型控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十分准确地揭示了家长型控制的涵义：“现代使用中对家长型控制这个术语，通常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利益而限制他们的自由的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其范例如禁止人们买廉价但不安全的产品的消费者安全保障法，以及限制人们消费容易上瘾的药品、烈酒和烟草等有害物品的禁绝主义政策。”实际上，家长型控制具有两面性。对此，自由主义也存在着两种立场。
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反对家长型控制。他们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政府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没有政府将陷入没有秩序的混乱也即更大的“恶”中，但政府毕竟是“恶”，因此，必须将政府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从上述认识出发，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提出了“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的观点，认为政府的角色相当于“守夜警察”。按照“守夜警察”的角色定位，政府的为政之道当然是“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利除弊”。
另一些自由主义者则一定程度上赞成家长型控制。他们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幸福，国家应是积极的为民造福的“社会服务机关”。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从“积极”的角度“强化”政府，强调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李光耀声称自己是“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他说：“‘自由主义者’的经典意义是指我并不固定于世界上或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理论。我务实。我愿意面对问题，然后说，好吧，什么是能够克服困难，最让人称心如意以及为最多人带来安乐的方法，你怎么叫它都行。”按照上述理解，李光耀是第二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他指出，一个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来领导人民摆脱困境。以日本为例，自民党在过去30多年的执政时期保持了强大政府的地位，因此它能领导日本从一个战后的废墟走向工业强国的道路。然而，也正是由于自民党最终因贪污等丑闻下台，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政府，导致其无法采取严厉和果断的政策来促使日本经济全面复苏。如果日本人民不能选出强大的政府，问题将更加严重。此外，泰国也因不断更换政府而无法维持强大的政府，否则泰国的经济表现将比目前强40%到50%。反之，由于苏哈托总统和马哈蒂尔首相所领导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是强大的政府，便能实行果断和严厉的政策，从而促使国家取得可观的增长。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成为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它标志着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面对上述情势，人民行动党正放柔身段，与时俱进。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三代领导人的领导风格也在发生变化，第一代总理李光耀是家长式，第二代总理吴作栋是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是朋友式。当然，朋友式领导并不是不要权威，现在，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正在“包容政治”与“果断政府”之间拿捏平衡。前者要求更多民主和不同声音，后者要求更多权威和雷厉风行，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不过这一平衡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适时而中，是一种动态平衡。
（作者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刘梦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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