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政治举措：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
新加坡第二代总理吴作栋曾把“新加坡式民主”称之为“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
新加坡政府强制改变新加坡分族聚居的状况，就是一项“良药苦口”的举措。过去，新加坡不同族群分族聚居，一方面造成了种族之间的隔膜，不利于不同族群的交流沟通；另一方面，分族聚居致使马来族群被孤立，并产生不满情绪，因为其聚落之处大部分是萧条地带，长年下来逐渐变成了贫民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拆除旧房、建设新居之后，规定用抽签的方式选择组屋，以便把各族居民打散。否则，要是问甘榜景万岸的老百姓，愿不愿意迁居到别处，他们一定会说不，即使非迁居不可，他们也宁可找同族人聚居。而到大成巷去问那儿的海南岛人：“你愿意跟马来人做邻居吗？”答案一定是不愿意。
当然，抽签选房的措施也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屋主把现有的组屋卖掉，能够购买任由自己选择的转售组屋时，同一族群的居民要不了多久便开始重新聚居。为此，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于1989年为同座组屋各种族居民的比例设限：马来族25%、印度族和其他少数种族13%，一旦达到上限，少数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这一举措有效地遏止了种族分族聚居的态势。李光耀说：“人民无法决定，而领袖必须作出决定。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些工作，我们会有今天吗？”有人指责李光耀“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李光耀的回答是，假如自己不这样做，今天就不会达到这个成就，而会继续停留在一个杂旧的新加坡。
强人政治原则：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
强人政治强调对损害其职位权威的言行给予坚决反击。1994年，新加坡女作家林宝音在《海峡时报》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中对吴作栋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吴作栋已经从与民协商的开明作风转向从前的由上而下的决策作风。吴作栋提出的部长薪金应同私人机构挂钩的建议，正是旧式决策作风的例子。文章认为吴作栋太顺从李光耀，“好像不是他在领导这个政府”。针对上述批评，吴作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亚洲人的角度来看，一国总理的威信是不容破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些人对总理作出轻视和嘲讽的批评，如果不加以制止，时间一久，将会逐渐损坏人们对总理权威应有的尊重。他说：“当我的权威受到错误的批评或破坏时，我必须纠正它。如果我不作出纠正，这种论调将流传开来。所以，我必须以坚决的语调，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
针对林宝音的文章中关于吴没有主管政府的批评，吴作栋的新闻秘书在《海峡时报》上给予了答复。答复指出，在内阁里，吴作栋总理是鼓励集体领导的。总理会参考李资政的经验和判断，其他内阁成员也会参与任何重要政策的最后决定，但是最后决策并非由李资政或其他部长决定，而是由吴作栋总理决定。答复说，吴作栋总理将保留与民协商国策和接受舆论监督的政治作风，他将尽量让国人针对影响其自身生活的课题发表意见。但是，总理必须在听取意见后，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作出决定。总理不能被少数和反对政策的人所左右，必须领导群众，不能因为要显示协商作风而迁就受欢迎的政策。
在吴作栋作出反应的第二天，林宝音亲笔给吴作栋写信道歉说：“如果我的文章给您带来困扰的话，我谨此向您表示歉意。实际上，我对您及您的政府非常尊敬和尊重，我所写的两篇文章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吴作栋收到道歉信后也给林宝音写了回信。吴作栋认为，林宝音严厉地批评他的治国方式和他在内阁的地位，以及对他提出的部长加薪是出于自私动机的批评，会让读者误以为批评是正确的。他认为，读者在阅读林宝音的评论文章时，绝对不会认为林宝音是基于“尊敬和尊重”政府的出发点而写这篇文章的。他对林宝音的评论文章作出反应，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知道政府开明和协商的限度。他说：“我必须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这样一来，所有的新加坡人就可以知道开明和协商的限度在哪里。”他强调，他所谓的开明和协商，并不意味着作为一国总理及其政府的威严可以让人通过媒体有系统地蔑视和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