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多月后，曾经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到苏俄投资办厂的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身份来到中国，在山西谈合资经营煤矿的大型项目。1990年3月3日下午，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他，热情地赞扬他有政治远见，否则不会在国际制裁情况下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这个合作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邓小平说，国际上还没有取消对中国的制裁，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没有什么用处。世界上像你这样有远见的人多的是。当哈默博士谈到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商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拯救了中国。这时，邓小平谦虚地回答：“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处理国际制裁问题的同时，严肃认真地应对国内的复杂形势。当时，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有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那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城市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还说什么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样，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许多政策、措施，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而遭到清算。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时，邓小平同志说话了。他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他说，在风波中，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口号是要打倒改革开放的，所以改革开放是得人心的。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与前几次他来上海过春节的住地是西郊宾馆、同家人一起颐养天年不同，1991年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在此期间，朱镕基同志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邓小平视察上海的多次谈话。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1年初，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朱镕基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察觉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从2月12日开始，笔者找来评论部的凌河和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宣传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结果，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时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正面反映是主要的，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