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高福利实质为特权
以上只是有关唐代官员待遇的几个方面，从这些细节规定看来，这些大多数属于职务收入与相应的“福利”，似乎无可厚非。而我们若有一个社会的基本待遇作为参照系，这个问题可能就看得更明朗一些。
先从官员的收入来看。官员的“俸、禄、赐、会”的标准是品级与职务，这部分收入中的主体——俸禄，基本可视为职务收入。官员处理公共事务，由官府发放一定数额的俸禄，原属合理。关键在于这些收入是否与社会一般水平差距过大。
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唐代最强盛的玄宗时期，全国户口总数为一千三四百万户，而粮食总收入为六亿石左右，若以一千四百万户来计算，平均每户每年的粮食占有量约为四十三石，而根据唐代制度规定，致仕的从九品官禄米收入为每年二十五石，在任的从九品官员禄米收入五十石，致仕的从五品官员禄米收入则有八十石，在任的从五品官员禄米收入为一百六十石。可见基层官员致仕后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粮食占有量，在任者则高于平均水平；中高级官员致仕后的禄米收入则接近全国平均粮食占有量的两倍，在任者则接近平均水平的四倍。官员在粮食占有量方面，仅禄米一项，在任者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致仕者中只有低级官员略低于平均水平。另外，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在任官员还由官府供给中午正餐，这也从实质上提升了他们的粮食实际占有量。如果再加上中高级官员、有爵位者和勋官们可以占有的田地数量，那么他们的财产总量和粮食占有量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了。
不过，官员在粮食的拥有量之外，还有作为货币收入的俸，以及来自朝廷赏赐的绢帛等物品。这些收入加起来，应该是远远高于社会一般收入。因而，官员俸禄已经足以保证其在经济上的优胜地位，也是对其从事国家事务处理的充分回报。而且，以上的计算，我们都是以一家仅有一人做官的情况来统计，而没有将那些世代为官、兄弟几人为官的例子纳入考虑范围。
既然官员在任时的收入已经足够丰厚，而且品级越高待遇越丰厚，那么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致仕之后的收入虽然较之其在任时大打折扣，但与百姓年老时的待遇相比，同样十分优越。普通百姓在年老时只是享有不缴纳赋税的权益，而官员致仕后还有官府发放的禄米。
仅就收入一项，就可以看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差距，而俸禄之外的医疗、子孙教育和入仕做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就可以视为官僚阶层的特殊权益了。当然，从官僚制自身而言，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节假日安排，抑或子孙受教育与入仕的权利，都可视为一种职位性“福利”，但是若将衡量的尺度改为社会一般水平，就可以看出这些“福利”所包含的特权性质。
当某些待遇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不享有，而某些阶层与群体成员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地位才能享受，那么这种待遇就不应视为福利，而应视为特权，特别是这些待遇还是由国家政策专门规定的。唐代官员所享有的这些收入之外的待遇，虽然未必损害百姓的权益——事实上，中高级官员所享有的子孙受教育权和子孙入仕的便捷途径，已经侵害了社会的公平——也是一种特权。
所谓特权，既包括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与内部分配，也包括对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所有的一般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唐代官员所享有的多项权益，大多属于后者。尽管唐代的官员们每每表示生活清贫，但那只是特殊情境下，对没能分得稀缺资源的一杯羹满怀感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