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坚持问责结果及时地、完整地向全社会公布，保证问责结果的公开性。2011年12月28日晚，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全文公布了“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报告，报告内容涉及事故基本情况、事故经过、事故应急处理情况、事故原因和性质、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和单位的处理意见、对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意见等六方面的内容，共计三万六千余字，拓宽了我国行政问责的实现方式。同时，央视《新闻联播》也全文播发了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相关单位的五十四名责任人的处理意见。问责结果在第一时间被公众了解，接受公共舆论的评论与检验，这些做法都是有助于增强政府对事故问责结果的公信力的，也有助于激发和引导公众、舆论对于行政问责工作的关注热情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这些做法都是不同于以往社会安全事件的行政问责工作的。
最后，确保被问责人员的责任明确、处罚适当，同时维护问责结果的长效性。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罚形式多达十五种，根据其责任大小涵盖了从行政记过到党政双撤的各种行政问责处罚形式，而且自事故处理结果公布至今，未有被撤职或开除的相关责任人员重新复出担任公职的情况发生，本事故行政问责结果的稳定性、长效性得以实现。事实上，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和公开性就是对问责结果最好的保护，是防止因被问责而去职的行政官员复出常态化的有力屏障。由中央或高级行政部门做出的问责结果决定，使得被问责官员在体制内的自保活动面临很大的政治负担，使得可能帮助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政府官员面临着违纪违例的风险，杜绝和压缩其在人事任用上为被问责官员“打擦边球”、“开绿灯”的可能性。而问责结果的全面公开，使得公众和媒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结果有了明确了解，形成了一种公共监督群，一旦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借助自身资源复出任职，就很容易会被公众和媒体发现和批评，并通过意见输入转化为对复出官员的政治压力。
实现行政问责结果权威化和长效化的主要手段
“7·23”温州动车事故行政问责的处理结果是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表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实现行政问责结果的权威化、长效化提供了诸多启示。
首先，公共事件行政问责的实施主体在人员构成上要实现专业化、多元化。尽量排除对事件可能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或官员参与问责调查机构或最大限度压缩其比例，使问责实施机构成为脱离事件涉及利益链条的完全中立性、独立性的权威机构。重大责任事故的事故责任、事件成因可能是由多个部门的官员或人员失责造成的，因此在问责工作中应充分运用问责调查机构的权威性和资源充分性优势，对各个有关部门进行共时性、广泛性地调查取证和信息搜索，在这个过程中尽快找到事件调查的有力突破口。
其次，政府在对公共事件实施问责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公开透明的工作方法，实现媒体报道、公众关注等异体问责对问责工作的良性参与和监督。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异体问责无论从形式还是效果上都还不能成为公共事件行政问责的主要形式，但如能正确引导，其对同体问责中问责实施主体进行监督、督查还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实现正确引导的关键在于使异体问责主体相信政府实施问责的态度、决心，对其问责工作的努力要认同和有信心，因此政府在实施问责过程中保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就是争取媒体、社会、民众支持的最重要手段。
再次，问责结果的覆盖需广泛全面，处罚形式须正规化，处罚结果须公开化。对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的问责结果应由负有责任的政府部门或单位的上级政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布，问责结果的内容要完整、清晰、快速地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布。要实现从对行政领导的个体问责向对事故不同责任单位人员的群体问责的转变；问责结果的实现形式由单一的政府内部文件、内部处罚向公开性处罚、社会监督的方向发展；问责结果由被动式的应急处理结果向主动型的常态化结果转变；行政问责结果应终结失责官员政治生涯的效力，被问责的官员再不能仅仅将行政问责当做一种短期处罚、浅层处罚。
最后，问责结果的效力应该有明晰的法律保障，杜绝人为进行逆向操作的可能性，推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化、标准化。行政问责对事件当事人的问责范围应全面，对负有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连带责任的所有人员均进行问责处理。同时要坚持责任明确、处罚适当的原则，对负有不同责任的人员实施不同形式、力度适当的行政处罚措施。此外，还要加强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对行政结果的监督，非政府组织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其中，媒体具有确保政府及其人员公共责任的力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②“国务院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作出处理”，《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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