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企业不应该是利润最大化，而应当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人民论坛记者：在中国，国企一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企更是如此，当前，中国突破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黄亚生：在市场经济国家，国企垄断的行业在有些时期是允许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些垄断企业不应该是利润最大化，而应当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过去中国的国营企业，我倒是觉得他们起到了国营企业该起的作用。当一个社会没有很好的保险机制，如医疗、失业、退休保险等时，是需要一些国企来提供就业机会，因为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机制。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国营企业亏损严重，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很低，但从社会效益上来说，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让老百姓有份工作，不至于被扫地出门。而现在却完全是在追求经济目标，而且是采取垄断的形式来追求经济目标。在我看来，完全是把社会的钱从左口袋拿到了右口袋里，本身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且，所有经济学研究都表明，国企就是这样把钱从一口袋拿到另一口袋的发展模式。这种方式可能对于发展高铁等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刚才也强调了，中国不能一直靠这种发展模式，还是要靠民间的自我形成的发展动力。对于国企，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全部私有化，而是说如果保留国企， 一定尽可能多地起到一些社会作用。
促进中国消费得解决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而不是指责百姓不去消费
人民论坛记者：经济发展一般需要有理论作指导，但是一直被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因为美国经济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而受到质疑，那么当下什么样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更有帮助？
黄亚生：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消费跟中国的经济总量太不对称了，国民消费仅占35%，一般国家都是60%左右。但是中国现在问题一是对增加消费的理解，要百姓减少储蓄去消费；二是政府而言，用英文成语讲是又想吃蛋糕，又想留住这块蛋糕。政府又想保留现在投资拉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同是又想让大家消费。这两者是有矛盾的，投资这么多，消费自然就少了。投资为何这么多？是因为用很便宜的价格获取了资本，又以补贴的方式交给发展铁路等等的国家建设机构。这个成本是有人付的，是普通老百姓，当普通大众把钱存进银行后，其回报其实是负的，这样一来，百姓哪里会有钱去消费呢？
政府这么强调经济，但对教育、对卫生的支出又这么少，政府支出少了，自然百姓个人得花钱，孩子教育要支出，但同时也要储蓄，根本不敢去消费。因此，要促进中国消费的话，得解决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而不是去指责百姓不去消费。
人民论坛记者：今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之一罗伯特·席勒曾提醒中国的房产泡沫问题。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世界瞩目，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认为房地产商属于既得利益者，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房产宏观政策应当如何调整？
黄亚生：我要纠正一种观点，社会上有人说，既得利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房地产商是既得利益者，可他们怎么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如果说能源等利益可能是有计划经济形成的背景，而房地产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是由于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中国改革中，产品市场有改革，但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很少，土地、资金及劳动力市场改革很少。土地和房地产的泡沫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印发钞票，贷款增加，资本产品价格升高，需求增多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贫富不均的表现。有钱人需要保值增值，市场上能够提供保值增值的产品很少，最后集中在土地上。中国的股市基本没有什么增值，这是很奇怪的。美国的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基本是同步的，中国却很奇怪，房地产高涨，而其他没怎么涨。这不光是因为社会上资金供给速度加快，而且也是局部的、部门的分配和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恶果。现在上海开始搞自贸区，以后可能发展方向是向外开放金融，其最直接的后果会使房地产的价格掉下来，因为投资的选择多了。现在只有这一个方向，但如果开放了金融，我们就可以把钱投到美国去，投到英国去，我的投资选择就多了，就会有另外一些投资渠道去化解。就像一个水池，水如果全部冲到左岸，右岸就没水了，全部冲到右岸的话，左岸就没有水了。如果左、右岸都可以冲水的话，力量就会平衡。
嘉宾简介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副院长，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历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教职和世界银行顾问。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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