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将移情主要归因于人的力比多。因此，弗洛伊德的解释方法立足于对人的阴影一面的详细解释，从问题视角对病人进行治疗。荣格指出，人的阴影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阴影，而是投下阴影的身体，即人本身。于此，荣格心理学从整体论的角度发掘了人性中闪光的一面。在对案主优势性的强调上，荣格心理学和丹尼斯·萨利贝的理论殊途同归。萨利贝提到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要践行优势视角，强调了在实务中从案主缺陷方法过度到强调案主资源性的重要意义。②尽管很少从理论、原则或实践的角度将其扩展或系统地表达，但数十年间优势视角一直是社会工作知识领域中的一部分。如今，优势视角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已成为一种模式。
在第二阶段，通过解释案主的阴影以及无意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功能的过程，有助于案主接受现实并将自己从道德失败或社会挫折中解脱出来。案主作为个体是有能力的、可激发的、抗逆的和值得尊重的，且有一系列的才能和资源可被用来提升他们当前的状况。因此，社会工作者要去识别、追加并调动案主的个人与环境资源，从优势视角帮助他们培育关于生活情境和问题的新的意识，从而为其重新开始健康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第三阶段：教育观念，拓展社会交往。当案主倾诉完个人感受，并经社会工作者解释以后，现在案主所面临的是学会建立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许多案例中，即使最彻底的解释也只能使案主成为一个“充分理解却仍然无能为力的孩子”。问题在于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及其满足理论来进行的解释是片面的，因此是不够的。作为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德勒在此阶段弥补了弗洛伊德的不足。阿德勒的理论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对人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发展人们的社会兴趣。阿德勒的理论表明，用社会发展欲求比用快乐原则来解释许多人际关系的障碍者，结果会更加令人满意。③
从根本上说，阿德勒的方法始于第二阶段；他用以上观点解释症状，并在这个程度上求助于案主的理解力。阿德勒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了社会教育的必要性，他努力尝试用各种教育手段使案主成为能正常适应社会的人。阿德勒确信，健康的人际关系—即社会适应性和正常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甚至是一个人最渴望的结果和最适当的成就。阿德勒学派怀着教育的目的，帮助了那些已经学会认识自己的病人发现通向正常生活的道路。不管有多少理解，如果没有新的习惯来代替症状，病症就不会消失。但是习惯只能通过训练形成，而适当的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
通过支持、鼓励和帮助（即教育），人们去适应风险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工作者在第三阶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观点，荣格指出，要为所有案主描述出具体的咨询技术以便有效地帮助他们通过服务模式的第三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荣格谈到，任何在此阶段需要做的都要明确地做出来；而且，咨询师要通过道德支持和对案主的努力给予鼓励以扮演好朋友的角色。
高质量的社会工作关系，一方面既是有效帮扶案主的介入方式；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又要有利于案主的人格成长与社会发展。因此，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与案主密切交往的同时，要适时地开展教育。通过教育观念，使案主提升能力，拓展社会交往，逐步建立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种帮扶模式培养了案主的独立性，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基本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阶段：自我转变，实现价值传递。助人服务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案主和社会工作者这两个完整的人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帮扶中，两个主要的因素走到了一起，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谁也不具有固定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个阶段，案主和社会工作者都要通过提升他们的自我转变能力以发展出一种新水平的自我认识。
社会工作者也是普通人，因此同样会经历案主方面的内容并受到影响，即产生“反移情”：社会工作者的当前经历包含了过去事件—无论是以再唤醒或再体验方式—的某种映现，而这与他们现在所帮扶案主的现实情况可能有所关联。总之，在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的关系当中，带来了互相的转变。在这种交流中，更稳定、更坚强的人格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因此，如果社会工作者希望对案主施加适当的影响，他自己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达到他的治疗要求。在助人关系当中，治疗者遇到的所有指导原则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道德责任都可以归结为一条规则：你希望怎样影响别人，你就要作一个怎样的人。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向案主传递的知识观念必须是可被践行的，而其验证过程则需社会工作者同时来完成。这种可被信任的示范效应是前面所有帮扶阶段能否产生成效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一旦社会工作者无法实现自我宣称的目标，治疗贡献就仅仅停留在了向案主介绍了某些知识的层面上，而这些知识的实质能量还是社会工作者自身所尚未确知的。于是，由此产生的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的不信任及对其能力的怀疑，更会对帮扶效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在最后阶段要求社会工作者迈出从教育他人到教育自己这一步，这是社会工作者要求案主转化自己，以便最终实现目标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