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关系的未来走向及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之中，家庭关系因此表现出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延续这种变化，这一过程中也隐含着一些问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和夫妇关系。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得到广泛贯彻和落实，由此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对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双向强化效果。亲子关系的强化在于，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向下有多个亲子关系纽带；独生子女家庭则“合多为一”，子或女成为父母双方情感、精神和家庭传承的唯一寄托，进而在抚育方式和教育方式上不同于多子家庭。子代则因此感受到来自亲代过多关注、期冀的压力。
独子家庭夫妇关系的强化表现在，只有夫妇二人的“空巢”家庭增多，夫妇关系因此有可能增强。20世纪5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5个以上，60年代中期达到6个。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看，家庭既经历了较长的扩展期，又使收缩至“空巢”期延长。理论上讲，若子女年龄相差3岁，子女平均23～25岁婚配，那么从第一个子女离家到最后一个子女离家要持续15年及以上的时间。一对夫妇若在25岁左右生育第一个子女，约50岁时第一个子女结婚离家，至65岁左右才有可能进入“空巢”状态。
而当代独生子女的离家方式有了很大不同。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口迁移流动较少，能进入大中专读书者也很少，城市子女以本地就业为主，农村子女则多以农为业。结婚后独立成家是子女离开父母的主要方式。而当代独生子女则处于大中专扩招、异地就业增多的时代，因而离家年龄提前。对父母来说则意味着“空巢”提前。更重要的是，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对家庭或父母的影响在于，由子女渐次离家、持续10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可能“空巢”变为骤然“空巢”。对25岁生育的独生子女父母来说，子女平均18岁时考上大学，43岁即有可能进入“空巢”状态。子女离家后“家内”关系只剩下夫妇关系，夫妇在抚育子女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子女为中心的格局被改变，夫妇之间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生活关照和情感交流，这有积极意义。不少夫妇可能将中年“空巢”的格局保持至年老，若以75岁作为期望寿命的话，这种生活格局则要保持30年以上。可见，独生子女父母的中老年阶段将是以夫妇关系为主的阶段。当然，有些子女毕业后还会回到父母身边，但夫妇独处将是主流。在相对漫长的夫妇二人世界中，如何不断调适关系、减少寂寞情绪将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老年亲代独居增多后的亲子关系。中国传统时代，多数老年父母至少与一个已婚子女共同生活。而目前我国进入了老年人独居（包括夫妇户、单人户）和与已婚子女同居并存的阶段。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和农村单独生活（包括夫妇家庭和单人户）的65岁以上老年人分别达到46.41%和39.08%。真正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为38.18%和44.79%，在大城市这种现象更为突出。目前单独生活的老年人绝大多数有成年子女，其选择独居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主观因素为，亲子两代人均对以婚姻单位为核心、自由度较大的小家庭有偏好；客观因素则是人口迁移流动就业普遍的时代，亲子异地居住增多，失去了同居共爨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老年人独居现象还会进一步增多。当然，亲子分爨异居并不意味着亲子经济关系弱化、情感关系淡漠疏远，但至少表明亲子日常生活各自为一体，互助和照料的功能弱化。这种状况下，亲子双方，特别是子代应增加与亲代的情感沟通和探视频度，而不是仅给予经济资助和雇佣他人照料。
家庭关系功能的性别矫正问题。传统时代家庭关系功能的性别差异很突出，在当代，特别是农村，这一特征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其基本表现为：男女结婚仍被表达为男娶女嫁，在这一婚姻模式下，子女在父母财产继承权利和赡养义务上仍以儿子为主。在乡土社会，夫随妻居婚姻被冠以歧视性用语—招赘婚，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男孩偏好。在少子女生育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这种状况将会有所弱化，但它不会自然而然被改变，需要社会力量加以推动。
另外，中国当代亲代与子代分居所形成的网络家庭及其功能较以往有所增强。一般而言，网络家庭是指在父系（或母系）之下，由具有赡养和继承关系成员所建立的生活单位相对独立的两个及以上单元家庭形成的家庭组织。传统社会网络家庭以单系或男系为纽带。在当代，社会组织应推动亲代与儿子、女儿之间双系网络家庭的形成。笔者认为，现代法律制度为双系网络家庭的产生创造了制度环境，人口控制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大幅度增加是其产生的生物基础，城市化水平提高则成为双系网络家庭成长的推动力量。对双系网络家庭的认可、已婚女儿与娘家关系的加强，有助于降低生育中的性别偏好。
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约束所造成的家庭关系问题。中国当前农村人口就业非农化表现为劳动力个体非农化、城市化（但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而不是劳动力及其家眷城市化。这既有劳动者为减少城市生活成本的考虑所造成，更多地则是户籍制度限制的结果。由此，在劳动力流出较多的农村形成了大量的隔代家庭—祖父母与未成年孙子女所组成。这显示出中青年子代对中老年亲代家务劳动资源的依赖，客观上隔代关系也得以增强，但未成年人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则受到削弱，产生不少负面影响。只有改革户籍制度，使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入籍落户机会，进而有条件将子女接过去生活，或者使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具有携家眷迁移的可能，才会减少这种状况。【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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