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政治务实派刘邦在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便决定与开国功臣共治天下，以保证刘氏政权的稳固。为此，他与功臣们订立“白马之盟”，共同盟誓，约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侯”，既突出了刘氏皇族的独尊地位，又保证了功臣集团作为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利益。这一誓约成为西汉前期中枢政局稳定的重要政治依据，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时期，最高层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功臣集团及其子孙，他们不但在吕后去世后清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还援引“白马之盟”限制外戚势力的扩张。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也是依靠这一集团中的重量级人物周亚夫才得以成功。这种稳定不仅对高层政治有利，对基层社会同样有益。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几代君臣都坚持与民休息的原则，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了社会经济，让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司马迁将这一情况概括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
只强调高层的相对稳定，维护高层政治的安全，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
保持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相对稳定，能够造就强大、富足的汉帝国，反之，就会出现衰亡之世。公元6世纪，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北齐和北周两个新王朝。最初，东魏——北齐政权疆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西魏——北周则地域狭小、物资匮乏、人口较少。然而，几十年后，北周大军一路东进，一举消灭了北齐王朝。为什么？有的史家归因于北齐的皇帝骄奢淫逸，私德有亏，这显然不是关键。关键就在于双方在内部政权建设方面的巨大差异。
东魏——北齐政权的政治高层，先后存在几种势力：有开国的军事贵族集团，有北方的汉人大族，也有北齐王朝后期与皇帝私人关系密切的“恩幸”群体。而在东魏——北齐高层纷争不断时，原本实力较弱的西魏——北周则通过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文化认同和联姻为纽带，以制度为保障，将其内部的精英力量锻造成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被史学家陈寅恪称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简称“关陇集团”。西魏——北周以关陇集团为政治核心，不断增强其内部凝聚力，避免了高层政治上的内耗，在东魏——北齐内部倾轧时一心发展，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终于“东方不亮西方亮”，关陇集团的影响力更是一直持续到唐太宗时期。
在统一的西汉王朝，以功臣集团为主体的政治高层的稳定，促进了王朝的稳定发展；在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凭借关陇集团对中枢政治的掌控，成为乱世中的胜利者。可以说，作为必要条件，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相对稳定，是古代中国王朝统治是否能够长久的一个关键要素。
当然，只强调高层的相对稳定，维护高层政治的安全，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宋太祖、太宗想出各种办法削弱武将权力、维护中央权威，却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除后患而大杀功臣，也没能为他的继位者朱允炆换来平安。同样，只有高层的稳定，却没有理性的决策与行政体制，没有权衡多方利益的合理政策，也无济于事。在回顾历史时，我们看到保证政治中枢相对稳定的重要性，并从此获得若干历史经验，便已足够。毕竟，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当今的中国已非古代的帝国，政治中枢人士也并非终身制，保持最高决策与执行层面的稳定性，已不能从人着手，而更应该建立一套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决策、施政的合理性以及各项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