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且稳定的中枢政治群体，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王朝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在横扫六合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各地风俗、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秦帝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依靠律令制度与官僚制度实行统治，用郡县制确立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实践层面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此后的两千年间，这种统治模式成为古代中国的执政主流。
对古代中国而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到底功过如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在这一模式作为代代相袭的基本体制之时，如何在这一前提下维护统治、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则是每个王朝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错综复杂，既需要在执政层面进行各项制度建设，比如健全官僚制度、维护律令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强调政策制定的理性原则等，也需要在意识上时刻自省，反复思考王朝利益与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官员权力与百姓权益、王朝统治合法性论证与具体政策的契合度、王朝倡导的价值观与实际施政的吻合度等宏观问题。一些具体而敏感的方面，诸如边疆政策、民族政策、财税政策等，自然也是关系到王朝安危、国祚修短的关键。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清醒的决策者自然会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
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那就是如何保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称之为“统治集团”。在帝制与中央集权作为基本体制的古代中国，身处权力中枢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影响力自不待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且稳定的中枢政治群体，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王朝。
如果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能够保证相对稳定，就会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也会保证中枢政局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既能让长期计划得以实施，避免急政的发生，也让基层社会免受朝令夕改之苦；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中枢是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来源，也是整个体制的信息中枢与调控中枢，保证中枢政局的稳定，才能让中央集权体制顺利运转。
要维持这种相对稳定也并非易事，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就掌握了一切的古代中国，跻身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意味着成为王朝利益的分肥者——尽管有政治理想的士人们志不在此，但追求富贵者更多，其间甚至还有想成就帝王之业者。对权力的追逐如果处于无序的状态，就会造成政治秩序的紊乱和政策的混乱。
“政出多门”对国家与社会有极大危害
春秋时期，经过晋献公、晋文公的努力，晋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可是在国家强大的同时，晋国的卿族势力也越来越强，若干卿族都想控制朝政，为此互相倾轧。当这些卿族都想主宰国政却又没有战胜其他家族的绝对优势时，他们就将最高决策与行政权力强行分割，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所谓“政出多门”，与按照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进行的分权体制不同，而是政治高层的成员为着争夺权力而各自拉起山头。这种局面，令具体的执行者无所适从，基层的百姓也会成为他们权力争夺的受害者。而且，“政出多门”并不是卿族们权力争夺的结果，当矛盾无法化解时，他们就会用暴力形式一决雌雄。晋国的卿族就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争夺中逐渐消亡。伴随着这一弱肉强食过程的，还有国君势力的日渐衰微与几个强大卿族的离心离德。这个互相争斗的过程，以“三家分晋”而告终。
正因为“政出多门”对国家与社会有极大危害，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如何维护中枢政治群体的相对稳定，特别是如何通过维护这种稳定保证皇权不失，成为帝王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秦始皇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分封制，用律法和官僚制来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结果只保证了皇帝一人的权益，被方士们评价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上不闻过而日骄”，成为“独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