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时序上，呈现断续和衰减趋势，试点单位存在“昙花现象”
从改革试点开始的时序来看，试点数量、公开人数及公开级别都呈现衰减趋势。首先，新试点数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进行首次公开的改革试点数量分别为6个、5个、6个、3个。
其次，每年公开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根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是我国公开官员财产人数最多的一年，达2489名。2010年只公开了203名，2011年数量回升到1639名，而到2012年却降至135人。
再次，公开财产的官员级别也呈现递减趋势。无论从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单位数量，还是从公开的处级官员人数来看，都呈现出明显的衰退之势。2009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有4个，即阿勒泰地区（99%的处级干部）、黔江区（57名）、湘乡市（69名）和掇刀区（四大领导班子）。在2010-2011年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只有2个，即银川市（63名）和黔江区（68名）。而到了2012年，全年里没有试点单位把处级官员纳入公开对象。
此外，从试点单位来看，也存在断续性特点，形成“昙花现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一半左右的试点在初次进行官员财产公开后还会持续，包括浙江慈溪市（4次）、江西黎川县（3次）、重庆市黔江区（2次以上）、新疆阿勒泰地区（2次）、湖南浏阳市（2次）、宁夏银川市（2次）、宁夏盐池县（2次）、安徽青阳县（2次）、安徽庐江县（2次），另一半的试点地区也就是探索一次就偃旗息鼓。由此可以看出，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并没有呈现逐步扩大、升级趋势，而是呈现衰减趋势。这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试点是一个敏感性较高，牵涉面较广，阻力较大的反腐战略，推进速度缓慢，在民众中饱受诟病。
我国官员财产公开的约束因素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心，而腐败存量、官员阻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态，是影响中央对其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因素。
腐败存量因素。腐败存量是指已有腐败行为但尚未被查处的官员数量。无论是从近年来贪官的查处规模、学界推测，还是民众日常感受来看，我国的腐败存量都已不小。较大腐败存量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推行反腐败举措的阻力、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公信力、恶化社会舆论生态、降低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导致贪官完成了对反腐政策的“捆绑”，反腐政策被腐败所挟持。如果强制所有官员公开家庭财产，在使贪腐官员就法的同时，必然也使体制付出合法性受损的代价。
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宣传与官员拥有财产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国长期宣传党政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身利益的公仆；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实际上又是由具体的个人所构成，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且已积累不少家庭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如贸然推进，一是会削弱传统意识形态宣传说服力，降低体制的合法性；二是在贫富差距大、仇官情绪重等环境下，一时难以接受的民众可能会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引发社会动荡。
官员群体阻力。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实施意味着官员权力和利益空间的压缩，本质上与官员自身权力扩张和自身利益维护相悖。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官员的担忧和恐惧都会变成对此制度或隐或现的抵制上来。在我国，官员同时扮演决策者和执行者双重角色，如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无疑是最典型的“自我革命”。在官员普遍抵触的情况下，如果强力推行，既可能会遭遇官员选择性执行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又可能会导致政治动荡或大规模财产转移等“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