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个圆仓和十二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七万吨粮食。粮食的一端，有一个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三百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一千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二百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一千二百亿斤。一亿斤等于五万吨，共等于六千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设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共需二十五亿五千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一亿吨粮食的仓库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八十多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四千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它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一九五六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九，积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的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积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费压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当然棉花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虽不致蹈波、匈的复辙，然亦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八十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