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国崛起阻力重重。一个大国的崛起，轻则改变地区格局，重则改变世界格局，虽会获得相关受益国的欢迎，但也势必遭到反对者的联手打压、挤迫、遏制，甚至像二战时的中、苏那样遭遇大规模入侵。以中国为典型，其惊人的人口规模，其与西方的巨大异质性，极易引起“黄祸”式的非理性恐慌与敌意。所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要有“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越要充分考虑和理性应对各种变数。
再次，大国崛起缺乏民主规则。大国崛起是一场国际大赛，许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队，奖品丰厚，荣誉诱人，高手云集，竞争激烈。但问题在于，这场竞赛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虽有国际法、国际组织从中调节，但大多由西方列强创制并操控、实为西方遏制他国崛起的利器，并无多少民主与正义可言。以朝鲜、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南联盟、利比亚战争为例，西方对小国尚且如此一哄而上打群架，其对中俄等新兴大国更不可能心慈手软。
上述三点足以证明，大国崛起并非易事，它不是“由弱变强”式的魔术，而是“以弱胜强”式的拼搏，故亟需大批有雄心、激情、权威、意志、决断、智慧的领袖。大国崛起无法一蹴而就，而要纵跨十几代人，在此马拉松式的接力赛中，每次交接都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只有棒棒都有领跑高手，才能确保最终成功崛起。
大国崛起之争实乃领袖制度之争
概言之，大国崛起之争最终是领袖制度之争，谁的领袖制度拥有比较优势，谁就能推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领袖，谁就能稳步崛起为世界强国。在此方面，秦国崛起堪称典范，其本是诸侯中最落后之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一是因为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连续七代秦君都是明君，二是因为秦国将招纳天下贤士定为最高国策，百里奚、商鞅、张仪、甘茂、魏冉、范睢、李斯等一流客卿得以为秦重用。如此一来，既有“最强君王梯队”，又有“最猛重臣阵容”。对比之下，昏君迭出、人才外流的六国必亡无疑。
由此反观，近代西方崛起也得益于领袖制度。东西方原本都是帝王世袭制，大体平起平坐，鸦片战争之时，西方早已改用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制，而中国仍是千古不变的帝王世袭制，自然难以招架住列强围殴。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逐步崛起，也在于它创立并逐步完善了中央集体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制度，既能快速达成并落实共识、避免不必要的内耗、防范西方分化，又能及时选配好执政领袖团队和接班梯队，在“成功应对国际变局、确保本国逐步崛起”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如今，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袖群体，更是紧紧抓住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要害，势必不断增强中国式领袖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总之，只有领袖辈出之国，才能实现大国崛起之梦。大国崛起是一场国际大赛，赛程长，节点多，变数大，难度高，必须逐步优化领袖制度。正如个人成长有不同时期一样，大国崛起也需经历不同阶段，其战略使命、战略对手亦因时而异，其对领袖素质、领袖制度的要求也会不断变化。所以，不必妄求普遍适用的最佳领袖制度，而只需寻求最适合自己当前战略需求的领袖制度。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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