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上面提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
于军：以前我们谈国家安全，主要谈的是传统安全，包括战争威胁、军事入侵、国家结盟等问题，这些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西方学者把它叫做高级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问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凸现出来，比如水危机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多涉及民生领域，我们把它叫做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在人类活动的一些新的空间，包括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也可以称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其重要性，就其惨烈程度上，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越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影响会越大。
对我国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很突出，现在我们与别国一谈国际事务，一谈外交主题，更多就是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就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密不可分。
记者：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会做出怎样的调整？
于军：首先在理念上，我们必须要有“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种意识。
其次在机制上，我们以前碰到问题，属于哪个部门的就由哪个部门牵头，进行应对。很明显，这样的应对方式效率不高、权威不够，不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所以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前分散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力量整合到一起，这就是机制上的创新。
最后，在具体的举措上，我们要力争下先手棋。下先手棋不容易，需要判断大的形势，提前做战略部署、做政策谋划。比如我认为下得不错的一步先手棋，是向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我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有三点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包括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这样一个倡议，美国如果不接受，便处于外交被动；如果接受，那么就是一种约束。
这一两年，我们还下了其他先手棋，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孟走廊、中巴走廊等等，相信未来这样的先手棋在我国争取外交主动、确保国家安全的举措中会越来越突出。
记者：您提到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否进一步谈谈这一机构发挥的作用？
于军：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是把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力量整合到一起，提高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我认为有两个具体的事情可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来做。第一是制定国家安全报告，向全国人民、向世界讲明，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旨、核心、依据是什么，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形势怎样，以取得国内外对我国安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我想，在这方面越公开透明，越体现我们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成熟、自信和定力。第二，提升国家软实力，这包括几个层面，一是国家形象，二是文化软实力，三是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能力，现在有些部门在做这些方面的努力，但行动比较分散，应该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统筹，把各方力量凝聚成一个拳头，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效。（记者 高远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