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自行决策的事情比比皆是
甘肃省金昌市某干部：在地方政府，权力个人化比较明显。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需要领导依靠个人判断来自行决策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一个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业、农业还是旅游业？一个城市的面貌是“拆旧建新”，还是“保旧补新”？是以市政建设为主，还是以企业招商为主？……这一个个问题，都由某个领导或领导班子决定。有时领导换届、调任，这一届政府制定的发展思路，下一届政府不一定承认，甚至会有一种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这样造成大批的项目流产、大量的资源浪费，重复性工程频现、烂尾楼问题频出。
许多乡镇的副职基本处于无权状态
陕西省某乡镇副镇长：目前，许多乡镇的副职基本处于无权状态，所谓“腔子拍烂，说话不算”就是生动写照。虽然乡镇也经常召开班子成员会议，但通常是“只会不议”，往往只宣布“一把手”决定的结果，并不对工作进行研究讨论，甚至有时候，正职还要对副职“脱裤子”，即暗示一般干部和村干部“某某说的不算事”，以此加强“一把手集权”。而一般干部、村干部对“一把手”言听计从、俯首贴耳，“忠诚可靠”。“一把手”完全可以“撇开副职”，将有“油水”的事情直接安排给信任的一般干部、村干部去干，共分“利益蛋糕”。
权力异化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广州市某干部：十八大以来，中央厉行反腐。个别官员既要权力寻租，又要规避反腐败风险，所以新一轮权力异化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这包括从权力到利益兑现形式的多样化，比如分期兑现、转换主体等；也包括腐败的团体化，通过团体行为从而在形式上很好地掩盖腐败事实。例如，腐败的重灾区——审批权和执法权，法律制度是有比较详尽的约束的，个人腐败行为容易被追查到。然而，通过任人唯亲或者建立腐败统一战线，管理者和监督者共同腐败，把权力利益集团化。
权力部门化和家族化逐渐凸显出来
广州市某区检察院朱某：现实中的腐败问题，之前个人化比较多，随着国家转型和改革深化，利益群体逐渐形成，部门化和家族化也凸显出来。且因后两者与个人化相比，有一定的隐蔽性和组织性，危害程度加大，打击难度也加大。
权力部门化阻碍改革
澳门特别行政区赵先生：关于权力部门化，仅看上海自贸区一事就知中央领导要部门放权有多困难。现在改革到了一个转折的路口，和1980年代初期不同，当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单一，所遇问题都具有全局性。那时地方的领导或多或少有中央的工作背景，部门利益也没那么厉害。现在各地的经济差异大，地方、部门利益也变大了。设想一下，上海建设自贸区，广东，江苏能全力支持么？而且，上海和北京的部门博弈，就算中央领导支持也步履维艰。
权力家族化对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
沈阳市某区干部：权力家族化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让社会普遍觉得出生背景比个人奋斗更重要，对社会公平、社会效率都会带来破坏和负面影响。不过，从历时一年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可以看出中央解决权力异化的决心和力度。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形成工作中的常态要求和权利监督体系，权力异化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