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者沦为腐败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贪赃枉法，深陷门户
明中后期，随着明朝统治渐趋腐败，言官也未能免俗，发生蜕变，各种腐败恶习纷纷暴露出来，不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趋炎附势，而且贪赃枉法，深陷门户，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言官巡视时滥用职权，考察不实，举劾不公，败坏地方吏治。言官的考语对地方吏治及官员前途至为重要，因为吏部在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时，靠的就是言官的考语。一些官员为了求得荐举，百般巴结言官，造成官场谄媚成风。嘉靖时，有个县官为了讨好言官，就派人给言官搞豪华装修，甚至在厕所里铺地毯，用貂皮装饰便溺器，而言官竟然坦然接受。
言官凭考察举劾大权掌控地方官的仕途命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颐指气使，使地方官畏首畏尾，忙于逢迎，无心政事。御史巡临地方时，知府以下官员出廊远迎，长跪不起。而言官待地方官就如下属，擅作威福，随意杖责，有时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嘉靖时，直隶巡抚御史季新芳到广平县，城门放铳隆重欢迎，但因铳放得突然，季新芳受了惊。季新芳大怒，不仅鞭打铳手，还把知县抓来鞭打。广平府知府看不惯，与季新芳争辩，季新芳恼羞成怒诬告知府想害自己，要治他的罪。知府抗拒，召集军队自卫，季新芳则擅自调动官军去抓捕。季新芳因小忿作威福，差点酿成大变。
言官贪赃枉法的情形在明中后期逐渐普遍。随着言官权势扩张，加上约束言官的纲纪逐渐被破坏，言官利用职权赃秽狼藉的情形日益严重。正德时，巡按山东御史胡节回京前，暗示布政使等地方官要有所表示。于是，地方官就借取、截留修庙钱、香钱及县银等三千多两，送给胡节，并中饱私囊。崇祯初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以自己出身县官而今为言官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中则为纳贿之魁，每当州县官进京，京城的言官号称“开市”，视此为捞钱的良机。
晚明言官蜕变表现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其身陷门户，党同伐异。从内容上看，言官在争论时，多为私利之争，意气之争。如隆庆年间，徐阶和高拱争权，言官基本上就分成两派助阵。开战时，往往是某派的言官率先弹劾对方的领袖，比如高拱就多次暗示言官弹劾徐阶。按照规矩，徐阶遭弹劾请辞，皇帝不批准，言官再弹劾，亲徐阶的言官反击弹劾高拱，结果是高拱先下台，后来徐阶也下了台，高拱又回来执政。其实徐阶和高拱都是不错的相才，张居正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然而言官并没有批评这两人勾心斗角，反而卷入其中。
代表官方舆论的言官沦为党争骨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开路先锋，加剧了朋党斗争的残酷、激烈程度，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朝政愈加腐败。特别是崇祯年间内忧外患，需要上下同心，共克时艰，但是言官和廷臣争论不休，导致很多重大事情久议不决，使得明中央政权的办事效率极为低下。
出身精良的言官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蜕变？首先在于言官拥有的监督权缺乏独立性和坚实的法律保障。在皇帝拥有最高监察权和最后裁决权的前提下，言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权力制衡的工具，依附于皇权，其反腐监察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和喜好。由此可见，建立垂直独立的监察组织体系，对保障监察权能的真正实现至关重要。其次在于言官的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言官迷失自我，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最后，言官遭遇到官员抵制和权臣奸佞的打击报复，抵挡不住，明哲保身，丧失职业道德。这些都表明明代监督、制约和制衡的权力结构尚不完善。
言官是治官之官，负责监察别人，但当言官自身变得腐败时，是难以指望其能给明朝带来朗朗乾坤的。言官这个明代最富气节的官僚群体的沦丧，昭示了明朝灭亡的不可避免。
（作者为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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