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后者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同时高度重视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通过环境法治的途径，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参与权，正确处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关系，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当代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决策 公众参与 存在问题 解决路径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了代际之间的社会公正，同时，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连。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资源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为视野探究如何更好地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保护生态环境，无疑对改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简述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本质区别。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空前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资源短缺的问题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们在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中心主义一时成为生态伦理学当中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罪恶之源”是人类活动中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倾向，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引发生态困境。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在承认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通过人类的具体行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价值论作为基础，将“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进行诠释，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只有人类才可能和自然结成对象性的关系，才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们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和实践的关系有着正确的定位，这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社会公众参与生态决策
现实中产生的许多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之所以导致生态的极大破坏，和民众的环境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密切相关，这严重违反了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2010年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铬污染事件；2011年，被众多媒体曝光的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的镉污染导致的“癌症村”事件。这些生态环境污染案件中，之所以最后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后果，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环境决策参与权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民众缺乏从信息源获取准确信息的保障，并且在整个和生态环境相关的项目实施中民众并未有效地参与进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建设对生态环境具有巨大危害的项目，而政府的监测部门、监督部门由于技术限制等因素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生态环境的项目的建设，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人们通过对诸多污染案件进行总结之后发现，要有效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就必须通过环境法治的方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成为环境法治的必然要求。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做出关于生态环境重大决策的过程中，普遍确立了必须保障社会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原则，我国环境法治中也早已确立了民众对生态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将此作为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生态环境法治中的公众参与，也就是社会公众有权通过相应的法定途径和程序，参与和其本人生态环境权益有关的活动，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对政府行使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权力进行保障和制约，避免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公众合法权利。①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进行审视，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保障不力。环境决策知情权，是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有从公共机构、环境保护义务者、生产经营企业和其他主体获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料、信息的权利。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是民众生态环境参与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参与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民众要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权，就必须首先保障其知情权，如果民众无法获得环境信息的公开资料，社会公众就失去了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基础和条件。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民众的参与历来高度重视，2008年制订出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我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已经通过政府法规的方式予以正式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政府生态环境信息以及企业生态环境信息的具体公开原则、公开办法、公开程序等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办法”仍具有诸多缺陷，缺陷之一就是只规定了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没有对生态环境相关的企业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办法”规定了企业鼓励公开相关的环境信息，但是并没有要求排污企业强制性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更没有规定任何制裁措施。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企业的制约力度严重不足，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