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许多学者用“权威主义”理论解释中共领导体制。凯尼思·莱布丝尔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提出了“分化的权威主义”观点；爱德温·A·温克勒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美国学者郭苏建提出，后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后来，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以及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型。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
3国外多数学者对中共执政能力与执政前景表示乐观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中共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处于收缩与调适的双重过程之中。对于中共来说，通过改革对执政政策进行收缩与调适，既是消极被动的，又是积极主动的。正是通过这种改革，保证了中共能够继续执政，甚至加强了其执政地位。他认为，中共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地位。美国学者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时表现出惊人的管控能力，从而能够巧妙化解各种社会问题，并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阿列克谢·舍甫琴柯认为，中共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瑞典学者金山爱认为：“中共正在使用市场力量重新塑造自己，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作出了各种预测。多数学者对中共长期执政表示乐观，也有个别人表示不容乐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混合体制，它将东亚新权威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从而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中共如果通过改革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那么其执政地位仍然是非常稳固的。
作者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熊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