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方式的演变，对一国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传统势力和习惯的阻碍，领袖的权威和坚定意志是确保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依赖军事实力的话，那么进入近代之后，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依赖包括军事、科技、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即使就军事竞争而言，也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支撑。因此，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指出，“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预防贫穷野蛮国家的侵略；在近代，贫穷野蛮国家很难防御富裕文明国家的主宰”。①
国际竞争方式的演变，对国家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国力成长的更宽视角推进国家的发展。纵观世界历史，大国的崛起往往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壮大过程，虽然它最终表现为对既有国际格局的打破，但在此之前，首先打破的是国内的传统秩序。一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采取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方式，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增加财富和进行社会动员。
近代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赖落后生产方式的国家很难崛起，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只有那些采取新的方式进而能够动员更多资源和力量并有效协调内部矛盾的国家才可能最终崛起。在残酷的战争压力下，主要大国纷纷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就是建立起统一的政府和法律制度，确保国内秩序和安全，并为新的经济发展和更有效的政治动员创造有利条件。欧洲列强最初主要通过王朝战争和绝对君主制完成现代国家的初创。美国的崛起虽然没有经历过王权阶段，但面对独立战争后风雨飘摇的政治架构，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开国元勋们通过起草《联邦宪法》，初步确立起了美国的政体和联邦权威。到林肯时期，最终完成了国家的政治构建。第二个就是创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制度基础。按照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解放人民，让他们工作和创造财富，然后对这些财富进行征税，用于国内福利和国家军事力量。
这种转变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结构、权力等级、思想观念和运行方式的巨大变革，因而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尤其在初始阶段，大多数人依然停留在传统方式中，并未意识到转变的意义，甚至会对其进行抵制。面对传统势力和习惯的阻碍，领袖的权威和坚定意志是确保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大国的崛起很少一蹴而就，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每一个阶段，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但如果任由其长期积累而不解决，必然危及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崛起本身。因此，面对新的挑战，需要领袖人物及时作出恰当的战略决断来，才能延续国家崛起的进程。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的空前发展，不仅危及到大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消费者利益，而且影响到政治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面对社会各界的日益不满，西奥多·罗斯福指出，公司的影响已是一种事实，制约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大政府和联邦法规。政府不应抵制工业化的集权影响，而应该驾驭它，使之服务于创建更伟大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②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以及建立保护劳工权益等一系列立法，美国逐步缓解了此前积累的国内矛盾，维护了市场竞争和国内稳定，为二战后的最终崛起注入了新的动力。
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领袖在其崛起过程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当英国和法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走向世界中心时，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落后的欧洲农业国，而日本还处于幕府割据状态。在主动或被动地认识到英法等国的先进之后，这些国家的精英领袖痛下决心，积极借助国家力量推动国家转型。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复兴大潮中，“铁血宰相”俾斯麦运用娴熟的外交谋略和武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结束了200多年的分裂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国家力量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英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就表示，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欧洲均势将被彻底打破。事实上，在统一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赶超了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沙皇彼得一世隐姓埋名到西欧各国进行长达数年的考察，甚至不惜当海员、木匠和工人。回到国内后，彼得一世对俄罗斯传统社会提出了近乎执拗的改革方案；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的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等精英领袖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并在日本身体力行地推行。这些精英领袖对加速其国家转型和崛起发挥了有目共睹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