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目前中日之间对于历史问题的争端，您怎么看？
柯伟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人执着地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真诚的致歉，而日本人执着地拒绝这么干。日本人其实也道歉，但对亚洲人而言，无论是韩国人，中国人，还是缅甸人，他们都认为日本的道歉并无诚意。如果日本想显示诚意，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参拜靖国神社。
但是，中国也不要过度反应，给日本可乘之机。大国不应该让一些小事件成为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日本也不是唯一一个面临历史挑战的国家，中日关系有几千年历史，在过去一百年间，中日之间也一直维系着重要领域间的合作。
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很好的。那个时候，这些历史问题并未消失，但人们选择面向未来，而非过去。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的从未与日本人照过面，但表现得比他们的长辈还要抗日，这是说不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当然要抱怨，要抗议，但不要被这个问题困住。
人民论坛：亚太地缘局势稍显紧张，这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会造成什么影响？
柯伟林：曾经的中国在贸易、军事等方面均为亚洲领导者。如今，中国的发展更为迅速。中国无疑是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力量。中国今天的挑战不仅在于成为这种主要力量，还在于成为一个积极意义上的领导者。中国是“大哥”，可以向其他区域性力量提供支持。中国不需要去争海上的每一个岛屿，北京也不需要跟邻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很强大，应该要有自信。我观察到，北京处理棘手的地区性问题已日趋圆融。拿台湾问题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以一种谨慎而非情绪化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这样的方式令人赞许。
我不建议任何国家模仿美国政治制度
人民论坛：您认为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柯伟林：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项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就能战胜。我不建议任何国家去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从不建议任何想建设一流大学的校园去复制哈佛，因为这个过程太过于复杂。20世纪初，中国废止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模式中又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如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军阀割据时期无法无天的军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短暂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等等。
那么，什么才是适宜的政治体系呢？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值得审视。中国需要公开讨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中国人的才华和经验得到发挥。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政治放松，实现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广开“言路”，以及对这个国家的重大议题进行实实在在地讨论。我想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将很强大；但是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让已经能够做明智决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我认为对于要把中国带入下个世纪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海外中国学研究愈发重要
人民论坛：最后，请您介绍下目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现状。
柯伟林：中国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研究范畴会越来越广泛。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不仅有更多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也有越来越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学生赴华学习，美国学术界也在积极探索与中国高校之间更多的合作项目。
【编者的话】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理事，是世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作为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国史学家，柯伟林教授的著作在国际背景下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商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近日，柯伟林教授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就中国的改革与崛起、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海外中国学研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责编/徐艳红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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