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讨薪难”，干部作风的“试金石”
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让农民工讨薪路上常常寒心。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专家认为，治理欠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治理这一顽症关键在于“落实”二字。
湖北籍农民工安国明在沈阳市于洪区多次讨薪未果，他的遭遇经新华社报道后，政府部门迅速召集开发商和建筑商协调，并很快拿出解决方案。一个星期后，安国明拿到了15万元的工钱。拿到钱，安国明感到很心酸。“去了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七八次，不如媒体报一次。”他说，“我们感觉不是政府管不了欠薪，而是有没有把农民工的事放在心上办。”
“这就是工作作风实不实的问题。”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着力纠正“四风”；对于欠薪问题管不管、怎么管，对有关部门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此外，1994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这部法律实施已近20年，但一些条款在建筑工程等领域仍很难落地操作。
邱小平认为，严格依法按月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是避免发生农民工工资大规模、集中拖欠的制度保证。
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已要求建筑企业劳务费结算实行月结月清制度，每月支付额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包工头”给农民工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年底再结算的“年薪制”被终结。
许多农民工还呼吁，要提高欠薪者的违法成本，让讨薪不再“越讨越亏”。
在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游鹏和11名工友讨回了被拖欠的1万元工资，但算来算去还是亏了。他说，讨薪耽误了工时加起是44天，按大工(9人)每天200元，小工(3人)每天100元计算，损失了7900元。车费生活费每天15元，又没了660元。1万元工钱，实际上到手的只有1440元。
针对农民工讨薪维权被推来推去的现象，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专家建议，将欠薪和讨薪问题纳入政府考核目标；同时，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统一应诉渠道，形成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首诉负责制”格局，以刚性措施严格执法，从根子上解决欠薪难题。(记者徐博、徐扬、张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