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进行顶层设计或者制定规划。然而，城镇化是否需要政府强力推动，政府在城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各方对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分析人士认为，自由迁徙应该是市场的过程，是千百万人试错的过程。城镇化就可以像一个正常的生物演化一样，虽然不断产生问题，但可以不断通过自己变异、进化去适应和解决新问题，不断成长。
然而，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靠“有形的手”来强势推进。近几年来，各地频繁出现的“鬼城”、“空城”便是地方政府“大包大揽”造成的后果。记者日前在某省采访时看到，由国际城市规划师设计的新城区“地广人稀”，难以聚集起人气。一位陈姓地方官员甚至被当地人调侃为“陈一指”，意思是这位官员用手一指，所指之处就会被拆掉搞建设。
有专家认为，政府独揽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垄断城市化的关键性资源，这种“国家城市化”极易超越现实、主观盲动、牺牲农民利益、排斥民间参与，结果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不公平。
“城市发展离不开政府，但要按照过去的行政区划搞城镇化一定是灾难。”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若是按照现在行政区划发展城镇化最后一定会出现“鬼城”，美国的“鬼城”是一个小村，而中国的是高楼大厦的“鬼城”，因为它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的。
迟福林告诉记者，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都十分重要。面对以往行政主导城镇化的矛盾问题，应在有效发挥行政力量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走经济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政府的职责一是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二是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三是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性干预，推进简政放权。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以增强地方自主权为核心全面调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地方之间关系，发挥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是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不过，很多专家也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制定规划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认为，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大多数城市缺乏总体规划，尤其是不考虑城市地域的资源、环境与生态承载能力，造成了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空气极度污染的问题，再回过头来补救，事倍功半。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利用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凤荣告诉记者，政府应该统一规划下推进城市化，转移农民，同时对被转移农民原来所在的区域，不管是耕地还是村庄，有比较符合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安排，不要各部门各唱各的戏，不利于城市化，也造成国家财税资源的大量浪费。
林文漪建议，国家应该建立指标体系，核算各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生态承载力和潜力。应制定土地产出率、人均GDP和资源利用率等指标体系，变粗放发展为集约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规划，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科学、有序、真实、渐进地进行，成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支撑。（记者 白田田 梁倩）
扩展阅读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流动的30多年，也是改革的30多年。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可以说是推动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之一。
农村改革开启城镇化大门
改革开放前，通过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自由迁徙”受到严格限制，加上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出现了“逆城镇化”倾向。
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发端于农村，那么城镇化由停滞到快速发展的起点正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部分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虽然还得“自带干粮”进城，毕竟是迈出了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了城镇的发展。这种背景下，政府提出了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基本战略。
几乎与农村的改革同步，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得到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成为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前沿阵地。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不发达地区进入发达地区，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进入城市，演变成为持续至今、声势浩大的农民工进城潮。
不过，由于当时改革刚刚起步，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城市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限制，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流入小城镇，城市的大门仍然没有完全打开。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后至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涌进城镇的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张，每年增加约2000万人。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城镇化由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城镇化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互促进，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
有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打造出“长三角”这样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开放型的核心区域。
虽然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遭遇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地不要人”、“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的人”的困境。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初，一系列以限制农民工流动为主的政策出台，为农民工进城设置门槛。
当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各种费用，包括暂住费、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等，这些费用直到2001年才被有关部门宣布取消。
改革新节点城镇化再出发
中国城镇化水平在过去30多年里大幅提升，但“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增长困局。城镇化和改革同时走到了新的路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论述引人注目。李克强提出，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涉及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最为迫切，通过这两项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藩篱。
近日，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被看作是为了此后进一步改革作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