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社会管理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各地政府都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对策、新思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已经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不适应的问题。有人极力主张从顶层设计上寻找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之方法和体制，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太重视所谓顶层设计，而这样的设计往往出现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这远不是简单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
农村基层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危机
农村基层社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学有个社区概念，指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能解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区域范围及其居民群体。费孝通曾形象地说，社区就是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活动区域，这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基层社会，这个概念还是基于传统社会背景而做出的诠释。但是现在，由于交通、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背景下人们活动范围和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基层社会的涵义。这里所说的农村基层社会指县域范围内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这里讨论县域范围内的社会管理问题。
与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相比，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巨大的，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变局”，总的来说可以用“现代化”来描述这种变化。现代化变迁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潜藏着不少变迁危险和危机。
首先是，基层社会变“大”了，开放了，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封闭形态，在封闭状态进行社会管理与开放中进行社会管理，不论在难度上还是技巧上都会大不相同。在开放状态下，人们接受了更多的信息，对外部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不会盲目地崇拜权威，尤其会导致传统权威的衰落，靠精英的人格魅力和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开放状况不仅指信息更广泛地、快速地传播和再生产，而且还意味着人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因此，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是一个流动中的社会形态。在发达的农村，有大量的外地人口进来，最典型的是珠三角农村、长三角农村以及大城市城郊结合部等农村地区，外来人口成为当地社会的主要人群。在不少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人口数量；而在那些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儿童。最近几年，随着流入地政策放宽，举家流动的现象在增多，因此，许多欠发达村庄出现“空心化”、“空壳化”、“老龄化”等凋敝衰败现象。
其次，与开放相伴随的另一个变化是外部力量向基层的侵入、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最大的外部力量是权力和资本。权力不断向基层的侵入虽然并不始于最近，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出现，但是当前的力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国兴起的一波波的撤村并村运动。在历史上我国村庄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快地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每天消失20多个行政村。有的村庄一夜之间被改为社区，“被城市化”了；有的村庄被并入其他村，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新的行政村；有的新行政村人口规模达到了上万人以上，行政村规模越来越大，降低了村庄的共同性、熟人性和人际信任，还损害到传统文化的基础，尤其会增加村庄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合理、不透明而产生的纠纷。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资本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很多情况下，村庄的撤并始于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土地的需要，或者说商业资本引诱政府用强力手段去破坏基层社区基础，削弱了社会的共同体基础和公共性。由于共同体的削弱，人际信任缺乏感情基础，更多地受到利益的驱使和影响，从而使人们在日常行动中将利益追求视为首要价值。因此，凡是碰到社会纠纷，不拿钱是解决不了的，给的钱太少也解决不了，这反过来更容易产生利益纠纷，陷入恶性循环。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分化、功利化、陌生化、原子化甚至空心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在弱化，社会共同体在消失，人们彼此缺乏情感的凝聚力，追求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