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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论”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智慧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邓小平1962年借用刘伯承所说的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该说法又被人简称为“猫论”,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可。“猫论”逻辑简洁明了,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形象地阐明了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理论命题。

“猫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蕴含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不断运动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矛盾的解决是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手段,解放社会生产力,最终推动了社会进步。在阶级社会里,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表现为暴力斗争,推翻反动政权。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当社会矛盾尚可调和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手段则一般表现为改革。中国在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进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些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猫论”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改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出来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59年至1960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同时,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实际上是对“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自然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的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猫论”的最初来历。“猫论”不是就猫谈猫,而是为解决社会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生产关系改革的形象说法,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大众化结论。同时,“猫论”又体现出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灵活作风和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猫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可视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灾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局面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濒临崩溃边缘,人民饱受物资短缺之苦、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究其根本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顾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单纯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申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因此,“猫论”蕴含着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是“猫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猫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绝不是实用主义的翻版

“猫论”所提出的好猫标准是“抓住老鼠”,这个形象表述实际上提出了评价调整生产关系即改革的标准问题,和实用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如前所述,由社会矛盾运动决定的革命和改革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革命和改革从本质上讲都是变革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调整程度和幅度必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地讨论生产关系往往会犯“左”或者右的错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曲折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超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猫论”针对的是当时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把“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衡量生产关系改革的标尺,这实际上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最初表达。之所以强调生产力标准,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到了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时代的变迁、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基于此,毛泽东把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看作政党进步与否的标志。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也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从来不可能孤立进行,必然涉及到突破各种体制机制的束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过去的革命一样,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而衡量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标准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猫论”所内涵的生产力标准绝不是“唯生产力论”,更不是庸俗的实用主义。“猫论”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并不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要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强调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了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结合。

“猫论”强调生产力标准,更不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实用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尊重法律,由法律保驾护航。他指出,“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非常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猫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与“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猫论”是对生产关系调整的逻辑结论,内涵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其强调生产方式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通过“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又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原则的通俗表达。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最终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走势,而且还以主力军的角色直接参与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参与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解决当时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追求。邓小平说过,“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依靠群众”的逻辑要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依靠群众。邓小平强调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有几千万党员,“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邓小平告诫全党:“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依靠群众必须尊重群众,对人民群众负责,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并由人民群众进行评判。就改革生产关系而言,“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就是由人民群众评判的直接表达。这也为改革生产关系提供了更加具体直接的标准,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这实际上是对人民群众负责、接受人民群众检验的另一种生动表述,与“猫论”具有很大的耦合性,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时代再现和中国化表述。

总之,朴素的语言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抽象的理论只有扎根群众才有生命力。“猫论”充分显示出群众语言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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