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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哲的为政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蔚为大观,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敬民、爱民、安民、富民、养民”理念。由此形成的一些重大论断,诸如,“天地之间人为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善治”等,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各个时代、流传至今。作为传统文化守望者的历代圣贤先哲,他们秉持着“民本邦固”理念、践行着家国天下情怀,奔走于朝野之间,劝告朝廷惜民力听民声,教化民众讲礼义守风俗,致力于万家安宁社稷太平。尽管在传统社会制度下民本思想的作用空间有限,但民本思想和先贤们的人文精神却历久弥新,对于今天社会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和启迪。

古代圣贤先哲们在客观世界的诸多关系比对中,突出人性和民本

圣贤先哲们,于盛世时期提倡节用民力,于治乱时期敦促以民为本,尽管这些民本、人本的呼吁在传统专制中难以改变“治与服”“上与下”的关系,却为天人关系和臣民关系提供了关于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注解,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的一以贯之。

一是在天、地、人之间,人是第一性的。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天地人的关系中人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圣贤先哲认为天意就是民情。如《尚书·周书·泰誓》记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虞书·皋陶谟》有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此,天目就是民目,天听就是民听,这就能把天意与民心统一起来了。

二是在国家、社稷的诸种关系间,民众是最重要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提出了国家和社稷的基础是民众,即“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大思想。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提出,民为政“本”、政“命”、政“功”、政“力”的主张,以及爱民、利民和富民的政策。

三是在当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上,民心决定一切。封建统治者尤其在先秦时期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在“天命”,先王的圣明在于“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否则就出现夏桀的问题,即“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在传统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的就是认为,政治就是和民众的关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贤臣们在社会治理上,致力于善治之道

致力于国家长治久安,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贤臣们提出了很多有效的治理方法,集众贤之言,就是藏富于民、社会平治、中庸之道,追求和谐。

其一,仁政惠民,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周易》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认为,治国之道中富民是第一位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其二,社会平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与社会之间的目标。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不仅提出“善治”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提出解决社会问题,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礼记·礼运篇》中记孔子“大道之行也”的长篇宏论,描绘出一个人人平等,人们之间相互尊敬、爱护及各尽所能、人各为公的美好蓝图,即大同。

其三,中和的治理理念。一种东西的存在要符合中和的特点,否则就会出现祸乱。从世界万物的守恒与阴阳平衡,到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也要讲究中和、平和,最终归结到社会的和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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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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