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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中人最爱“打听”什么

核心提示: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信息需求。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纪检监察中的信息,领导个人特质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

“包打听”为上海方言,旧时指设在旧中国“租借”内的一种“密探”,是权势者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专以“打听”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抗议活动,可谓从下层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听”。

今天所谓的官场“包打听”,是指官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打探“消息”,并加以传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数“干部”。官场“包打听”,自然是“盯上”官场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且主要是从“上层”和“领导”中刺探消息,可谓“上源包打听”。

官场“包打听”打听什么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依据“信息”与“打听者”的相关性程度,可以把“包打听”者分为“一级包打听”(信息与干部本人直接相关,干部亲自直接打听者)和“代理包打听”(与信息相关的干部本人,不便直接打听,吩咐亲信代为打听,此时的打听者即为“代理包打听”)。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和重视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耐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上层主要核心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核心”的领导,越掌握着“核心”信息。“包打听”者就通过各种“关系”:或通过领导本人、或领导的家属、或领导的秘书、或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同时,由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敏感”,希望晋升的干部往往不便“委托”他人代为打听,往往非常谨慎地亲自私下打听和疏通,是为“一级包打听”。只有亲自打听的“信息”准确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方能同样“准确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听”者急需的“信息”。

此类“包打听”者,虽为领导干部中的极少数,但是却为最普遍的“包打听”。预期竞争的“职位”越重要,竞争者越多,“包打听”者就越多,“包打听”者所下的“功夫”和“赌注”就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干部选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来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干部主要由“上层”任用的体制下,在中国官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中,此类“包打听”还是会有存在的制度缝隙和“操作空间”。

第二,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激励和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由于纪检监察组织多是查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方面的“负面”线索和问题,有“违纪和违法”嫌疑的干部,多不愿“自曝信息”或“自投罗网”,于是多派出自己的“亲信”,代为打听和试探,所以这方面信息的“包打听”,多为“替人消灾”型的“代理包打听”。

“代理包打听”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多方打听纪检监察中“哪些领导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举报的?谁在查办此问题?有什么人认识或可接近查办者?”等,以便“准确”跟踪案情查办的进程和程度,为“背后”的领导或“委托者”提供“准确”情报,也为“问题领导”决定如何“疏通关系、掩盖案情线索和材料、干预查办进程”等提供“可靠依据”。

目前福建省、甘肃省等多地纪委,相继出台了纪检监察中“违规打听、影响查办”情况的处理规定,就是主要针对此类“包打听”者,但关键是落实到位、严格执行。

第三,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在决定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下,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者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领导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运动锻炼?喜欢什么运动项目?是否喜好书法字画?往往成为各类“包打听”者酒桌饭局、茶余饭后的侦探对象和热点。

此类“包打听”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后“自用”,为投其所好“领导”提供依据。二是“待价而沽”,为以后“信息寻租”时,为他人“买通”领导时提供“估价依据”。

第四,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特别是一个地方新来了“一把手领导”,马上就会有人各方打探领导来自何方?籍贯何处?父母安在?妻子是谁?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子女是否上学?是否需要出国留学?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单位?等等,甚至主要领导“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也“了如指掌”。还有,“包打听”者甚至吹嘘,能够掌握领导的“谱系学”:领导以前的“上司”是谁?故吏有谁?导师是谁?门生是谁?领导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领导和“谁”好和“谁”不好?统统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类“包打听”者,也与上面打听领导爱好者一样,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报”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二类“包打听”,虽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态,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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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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