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罚款，究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还是公权自肥的敛财工具？
该管管“罚款”了(民生视线)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你被罚过款么？
如今，大大小小的罚款“名目”太多了，一不小心就会被递上罚款单，不管你服气不服气。
一项项罚款，真能起到维护公序良俗的作用吗？哪些机构有权力开具罚单，罚多少合理？收缴的罚款用到哪里去了？为罚款而罚款乃至“为罚款而不作为”该怎么遏制？对这些问题，咱老百姓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期“民生视线”将剖析罚款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探寻规范罚款行为的解决之道。
——编 者
■罚款不是“万能钥匙”
治理瞬间发生的、普遍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应靠罚款，重大处罚决定应召开听证会
不久前，河南省新郑市餐馆老板黄先生因使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被当地盐业部门处以200元罚款。此事引得舆论哗然，市场经济搞这么多年了，缘何“跨区域用盐”还会被罚？
今年8月，湖北省保康县两名村民因在办酒席时用了每盒18元的“超标”香烟，违反了为提倡勤俭节约而制定的村规，分别被村委会处以500元罚款。消息一出，便有法律专家指出，“最牛村规”涉嫌侵犯村民合法权利。也有人质疑，村委会有无权力对村民罚款？
当前，罚款措施在我国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维护市场秩序时被广泛运用。可是，细究这些罚款措施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一些罚款难以落实。
2013年6月，南京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其中提出“不分类投放垃圾将处50至200元罚款”。有基层干部直言，这样的行为瞬间发生，当事人不承认，执法者取证很难，罚款规定形同虚设。
一些罚款见效不大。
2013年5月，北京对行人闯红灯开展了集中整治，对违规者视情节轻重处以10—20元罚款，之后部分街区路口“闯红灯”行为略有收敛。然而，两个月后，“中国式过马路”又故态复萌。
一些罚款尚不明确。
2012年10月30日，武汉地铁依据刚刚实施的《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对一名在列车内进食的乘客开出首张50元罚单，此后，该条例执行至今。而在今年9月，北京市人大审议《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时，删除了草案中提出的“进食罚款”，改为对乘客进行倡导。类似地铁进食这种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不良行为，介于“公序”“良俗”之间的模糊地带，用道德层面的“劝导”缺乏执行力，在制度层面予以惩罚又太重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认为，罚款作为一种日常性的管理手段，目前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应将罚款控制在合理和必要的程度。”
那么，哪些罚款确有必要，哪些罚款又应当取消呢？
“一个罚款处罚的作出，需要发现线索、检查、收集证据、形成链条、补充取证、正式决定等环节，重大处罚还需开听证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认为，治理那些瞬间发生的、普遍的、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不能依靠罚款，而是更多要靠道德或其他的调整机制，不然就会带来过高的社会运行成本。
在莫于川看来，规定罚款应有一个原则，就是认定某种违法行为侵犯了其他社会主体的权益，即公共利益，如果不采取罚款，便不足以教育本人，也不足以影响他人。程文浩也表示，合理的罚款应当能够通过一次性的成本，达到长期抑制某种行为和动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