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选人用人路径的深层动因
毋庸讳言，在有些领域，买官卖官较为普遍，甚至成为风气和“规则”。盖其原因，是用人决断者早就蜕化变质，长期把持一方，致整个系统生态恶化，甚至异化。如同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表面看没有多大问题，切入本质后便发现，这里生长出来的粮食已经无法食用。怎么办？必须下大力气改善土壤，并且要以超常规的方式进行，因为一盆净水可以容纳一小杯污水，而一盆污水不会因一杯清水而改善，因此，必须引入清流。清朝时，当乾隆继任大位后，所见官员大都涉腐，最终他接受了“开科取仕，引进清流”的建议，官场生态因此有所改善。
但是，考虑到有些重灾区往往属于特殊部门或领域，比如专业性、垄断性的，等等，这就决定了很难从外部引入新鲜血液，必须打破常规，突破现行体制机制限制，拓宽人才使用空间，比如重新启用逆淘汰出局者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因应之策。
即使从选人用人制度角度分析，打破某些固化的做法也是必要的——不管是基于应急之需，还是制度创新。因为当一种选人用人模式长期不改变，必然趋向僵化。过去的选人用人制度基本能够满足客观需要，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制约因素在增长，原来的选人用人机制的软肋就越来越突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有打胜仗这一刚性检验标准，而单一体制下，社会关系简单，人际关系单纯，人才的能力及素质特征明显，线条清晰。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较前发生了巨变，体制大变化、职业大分工、人才多样性，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规则，只能把大批优秀人才排除在体制外，或抑制于体制内。更大的问题在于，在一个狭窄空间选拔人才，不仅会造成社会智力资源的浪费，更会强化权力寻租，也就是买官卖官。为什么一些单位反复出现“带病提拔”现象？就是因为选人用人范围狭窄，特殊情况下甚至选无可选、用无可用，又不得不选、不得不用。
放眼世界上一些体制机制灵活的国家，一些做法就颇富启示意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其秘诀在于拥有优良人才的选拔机制。他们做到了不拘一格，且十分灵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们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吸纳党内，尔后委以重任。这些人社会形象好，富于号召力，每选入一个，必影响一片，与此同时又及时淘汰不合格者，从而保证了党员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执政基础扎实。反观我们，看似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但真正涉及到各级核心领导群体，则是在一个较为独立和封闭的系统内运行，可选择的人并不多。所以，盘活我们的人才资源，优化选人用人机制，以有效措施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和空间是关键。
这方面，一些历史经验也值得借鉴。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做法自不必说，“文革”结束后的一些做法就具有启示意义。当时我们党面临干部老化与深陷帮派体系的人众多，短期内仅靠旧有的选人空间无法实现更新，于是邓小平下决心超常规用人，包括在教师中选拔一批人走上领导岗位。这个方式虽然被实践证明利弊得失参半，但却满足了一时之需。今天，我们未必不存在这样的困境，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因为个别贪官把持用人权日久，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走“潜规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