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增长与公平是后发国家面临的棘手课题。在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吸引投资，维持经济增长，提供足够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持续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这其中蕴含的维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与提高人员待遇的矛盾让不少国家顾此失彼。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面临同样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演变，产业结构升级压力来临，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地方政府亲睐了，而在其中就业的人群的总体命运也不容乐观。
对于这些工人面临的困境来说，简单的市场化改革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因市场化而改善，也因市场化而陷入困境。那么，民主化能解决这类问题吗？观察当前世界主流民主形式来说，他们的命运也很难因为简单的民主化而改善，因为民主化改变不了产业变化的趋势。比如说，即使民主程度再高的国家，大规模劳工集体行动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不能轻视现代国家对企业的依赖程度，更不能小看急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对能够带来GDP强劲增长的企业的渴望程度。
大多数国民都很期待实现经济增长和分配公平的双丰收，不过这难以通过简单的政治发展过程来实现，简单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并非良方。观察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日本战后实现增长与公平双赢目标依靠的是审慎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而不是粗糙的市场和民主。在任何国家，无论民主程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改变不了政治和经济精英在国家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他们享有很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如果我们想从日本战后的成功经验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自律和担当。经济精英需要和政治精英一样，不要只想着享受那种狭隘的经济自由，还要想着为国家和国民承担必要的责任。你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得越多，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越重。
对于政治精英来说，多高的社会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心中的观念。在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同时，能否最大限度地缩小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相得益彰？这又取决于其理性的权衡和审慎的决策。
对于经济精英来说，问题是类似的，究竟需要多高的分配差距才能保证企业高管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让普通员工有体面待遇？这不全是市场决定的问题。如果经济精英过于贪婪，这种差距会离奇地高，而且会被他们认为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内心的某种约束，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精英可以有足够自由的空间来逃避社会责任。
这些精英的人生意义究竟在哪？他们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动力与承担责任的动力能否实现和谐？中国需要从传统中汲取解决这种问题的精神资源。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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